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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大学神学研究所作的报告 一个灵魂被撕裂的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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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8 20:27:58 |显示全部楼层
我开始相信命运回到主的身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外语学院除了学外文以外,改造思想是主要任务。也就是每星期有两个半天学习政治,联系自己思想批判旧社会,批判自己。当时学习的著作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批判唯心论,建立唯物论。我起初根本不懂什么叫唯心,什么叫唯物,经过我们理论教师的解释:“信仰上帝就是唯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当时在我们的政治学习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唯有我是其中一个最爱发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当我一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就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学习课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写的书《大众哲学》。他的理论特点来自毛泽东。毛译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艾思奇的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方向和方法,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批判对象。最开始我很想不通,谁知道这本书成为了新哲学大纲,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它成为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我们世界觀的指南。它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把深邃的理论简单化,使普罗大众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


关愚谦的人生三部曲之一《浪》,记载了他的这一段的经历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对我最受刺激的是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学习班指导员忽然把我当做典型作为批判对象。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下把我打得晕头转向,我那时才二十一岁,头脑里储存的东西都是很肤浅的,而且就在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给我受洗的恰恰是美国牧师毕范宇(Dr.William Price),群众那还放得过我。我整整被批判了一个多月。直到我在政治指导员的帮助下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发言《宗教是怎么毒害我的》,才放我过关。在党的教育下,我的灵魂又接着被扭转。当时,我很自觉的、乐观的、毫不犹豫地接受改造,主动批判自己,再加上我父母都是老革命,很快地被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成为苏联专家翻译,一切向苏联学习

        1949年解放,中国政治形势180度大转弯,由于过去的社会太腐败,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国民都倾向新中国。我的确在学习外文上有一定的天分,中学时代又打下了外文基础,外加国家的需要,1953年,国务院从苏联请来了很多苏联专家,需要大批俄文翻译,我们许多同学都被提前毕业,组织上则把我安排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做俄文翻译。当时,一个年轻人能留在北京工作就算不错了,现在我被调到中央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这简直是光门耀祖,应该很自豪,但我起初还不太高兴,希望去外交部,给我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大顿。胳臂拧不过大腿,我心想那就好好干吧!再加上我们这些年轻人真肯干,日夜工作,学习业务。我在1955年就和徐友擎一起翻译了一本由苏联名作家爱伦堡写的文学小说《暴风雨》和我自己翻译的三本与企业管理有关的俄文业务书籍。

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

         自1953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展开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如三反、五反、肃反、党内整风。起初,我对它们毫不关心,认为这都是批判资本主义,与我关系不大,钻研业务更为重要。但是党支部书记批评我“只专不红,脱离政治”。1956年,中央决定党内整风,毛泽东亲自到上海在《文汇报》上公开动员,要党外人士向党内人士提意见。我于是响应号召,挖尽心思找党内的毛病,在会上表现特别积极。谁知道,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社会上有一批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北京中央机关掀起了“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接着在高等院校揭发说,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企图借党整风机会“推翻党的领导”。我们单位向党提意见最积极的当然是小关,他并且把社会上的反动言论带到单位里来。我反驳说,这是你支部书记叫我到外语学院去抄大字报的。他立即厉声厉色地说:“如果你思想上不与他们共谋,你就不会把这些思想带来。”我又成为了被批判对象,大会小会轮番批判我整整六个月。我单位的团支部准备把我定为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分子,也就是反革命。幸亏,党委会查我的出身不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份子,最后把我定性为“中右份子”,留团查看六个月,“充军”边疆青海改造。

逃之夭夭

我是个聪明人,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是,没学会听党的话,不按党的潜规则办事。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因而在青海四年,开始“老老实实做人,到农村好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积极劳动”。四年以后的1962年,我终于又调回北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做对外联络工作。为了感谢领导对我的照顾和信任,我又开始全力以赴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谁知,1966年忽然全国又展开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地、富、反、坏、右派等这些阶级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单位里的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响应号召,开始翻查“历史上有嫌疑”的人的老底,“造反派”点了我的名字。

       我对例次的政治运动太熟悉了。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上面想整你,而是那些“生怕天下不乱”的捣乱分子趁火打劫瞎起哄。我预感到我又是在劫难逃。因而在十分钟内下了决心,犯法地拿了一位日本朋友的护照背离祖国,逃之夭夭。但我有一个原则,对任何事物都要分清“是”与“非”,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岂不不和那些轻浮的无知者一样。绝不能为了自己个人的得失而否定一切,背叛自己的祖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很多不良分子,但像我父、母、兄、姐这样的前仆后继、一心想为中国强盛奋斗的党员多的是,我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就反对一切。一个正派的人应该公开地指出共产党这几十年来执政的功绩和错误。当然,没那么容易。人都喜欢听赞扬,不喜欢听批评。党也如此。但也有这样的人,在国外认为自己自由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逢中必反,自认为是“主张正义”,我心里想,我在德国活了半辈子,又有谁承认我是德国人。哪怕你在德国出生呢?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回忆我这一生的起起伏伏,无限感慨,尚感欣慰。来到德国,在这和平的环境里,为了不给自己、家人和国人丢脸,家丑不得外扬,我从来不愿在西方人面前谴责自己的国家,因为西方极大多数人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舆论的、自以为是的价值观的影响,已经把中国贬低得无一是处。我绝不迎合他们不了解中国受西方人日本人侵略的历史而对中国人发表的那些成见。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当时来德国,可以说是唯一自人民中国私跑出来的人。多少媒体和西方政治机构、包括苏联派出来的特务,想通过我来否定和出卖自己的灵魂,为此甚至可以发笔小财。但是为了为自己、家人和国人,为了给祖国争口气,绝对拒绝任何金钱的引诱,尽量以身作则,在大学任教近三十年,希望培养好近千个喜爱中国文化的西方大学生;为了让西方人更好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中国,我和珮春一起出版了十来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为了让同胞们了解欧洲,我在这三十多年每周一篇发表文章,并用中文写了十几本介绍欧洲的书。
        最令我对自己惊讶的是:我开始相信命运。我在无钱、无地位、无身份、无护照、无家可归的时候,一个贤惠、漂亮、爱中国文化的德国姑娘海珮春(PETRA HÄRING)竟然爱上了我,帮助我改写硕士博士论文,最后成为我的爱妻,细心照顾我要这后半生,这岂不是命运的安排!我开始相信上天,好像自己又回到上帝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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